“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的科学内涵、驱动力量及实现路径
作者:丁俊杰 周奕彤
摘 要: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三个转变”的重要论断。“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作为其中关键一环,既是产业升级与品牌建设的战略方向,也蕴含着亟待阐发的深刻意涵。基于品牌化经典理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可解构为两个层次的变化,即围绕产品建立符号体系的物格化和依托人类价值观塑造精神体系的人格化;置于中国情境,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以社会主义制度为根本前提,与国家形象协同互构,由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结合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转型的现实语境,经济维度的供需结构调整、政治维度的战略规划引领与政策法规保障、文化维度的文化自信与软实力提升和传播维度的环境变革共同构成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驱动力量。从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出发,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需以系统协同与长期推进为基本方向,以质量与技术夯实硬实力,以文化与传播提升软实力,构建多元协同、长期布局、软硬兼备的转型路径,助力我国从制造大国稳步迈向品牌强国。
关键词:中国品牌;品牌化;“三个转变”;新时代;路径分析
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作出“推动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重要指示[1],为我国产业升级与品牌建设工作指明了方向。立足于国内实践发展现状,我国在品牌建设领域较过往已取得一定成效,但横向对比国际发展水平,我国的品牌发展水平,尤其是与美国相比依旧存在较为明显的差距。立足于学界现有研究成果,部分学者从国家品牌视角对“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内涵进行理论阐释,却仅关注宏观层面的国家主体分析,难以完整呈现这一转变进程的本质[2]。此外,当前多数研究将“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单纯作为研究背景[3]或产业转型路径[4]加以提及,并未针对其内涵、动力与路径进行学理阐释与系统梳理。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这一核心议题,按照以下逻辑展开论述:首先,结合品牌化的经典理论与中国情境,厘清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概念基础与本土特征;其次,从经济、政治、文化和传播四大维度出发,结合供需结构调整、战略规划布局、文化自信与软实力提升和传播环境变革等时代特征,系统阐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驱动力量;最后,围绕既有实践和案例梳理这一转变的实现路径,构建起以系统与长期为基本方向、以硬实力与软实力为支撑的转变体系。需要说明的是,这一转变主要针对产品品牌与企业品牌展开,故在此讨论范围内暂不涉及非营利机构品牌与城市品牌。
一、“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科学内涵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首先属于“品牌化”的一类,即创建并发展品牌的过程,既遵循全球视野下品牌化的一般规律;又受到历史、经济、政治与社会等影响,呈现出鲜明的中国特色。围绕“品牌化”的内涵,现有研究已形成多种理论阐释,何佳讯曾从企业取向与顾客取向两大视角进行梳理[5]。但这种基于主体的分析视角存在两大局限:一是聚焦于品牌化的实现方式,难以回答从产品转向品牌究竟发生了何种变化;二是仅依托西方品牌化理论,忽略了中国情境的特殊性。为此,本研究尝试回归品牌化这一过程本身,从“物”与“人”两大视角理解其本质构成,并将其置于中国情境中加以审视,以求全面把握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科学内涵。
(一)物格化与人格化:品牌化的基本内涵
基于将人类社会的物质表现形式分为“物”与“人”两种的观点,有学者把“物格”与“人格”作为一对概念范畴提出[6]。张锐等在对品牌符号学派、品牌营销学派和品牌关系学派等理论视角进行梳理时引入了这对概念,指出品牌与品牌化研究的演进内含物格化与人格化两大脉络[7]。基于改革开放40年来中国品牌的发展历史,段淳林将中国品牌价值形成总结为沿着产品功能性向精神性递进的过程,实质上也暗含物格化与人格化的内在视角[8]。以此为观照,物格化与人格化构成了品牌化基本内涵的两大面向,也是理解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两大基点。
物格化指围绕产品形成一套符号体系,旨在强调产品向品牌转变首先源于物的属性及其符号化过程。这一研究脉络可追溯至列维(Levy)对品牌的开创性阐释。在奠基性论文《产品与品牌》中,列维将品牌从产品的附庸地位中解放出来,并指出品牌是承载着多重意义的符号体系,奠定了符号化作为品牌化基本环节的基础[9]。此后,无论是卡普菲勒(Kapferer)所强调的创建品牌识别以确立产品意义,还是帕克(Park)以功能、符号和体验为维度提出的品牌概念管理,都是基于建立物与符号的关系的逻辑来阐释品牌化[10]。对照皮尔斯的三分法,从内在构成看,产品向品牌转变过程中所形成的符号体系以名称和标志等为再现体,以产品或服务为对象,以所有者与消费者及利益相关者的表达和感受为解释项[11]。从外在作用看,这套符号体系需满足两个条件:其一,在市场层面具备稳定的识别功能,消费者能够将其与同类产品区分;其二,在法律层面具备排他性权利保障,即通过商标注册等形式获得保护[12]。值得注意的是,这套符号体系会随着媒介技术等发展出现更为丰富的外延。例如,在呈现上,电子媒介的普及使用打破了符号感知的单一性,除了视觉标识外,企业还能通过听觉、触觉与嗅觉形成符号识别与区分,甚至能在VR和AR等技术加持下实现符号的通感式传达[13];在意义生成上,新媒体的互动性增强了消费者在品牌化符号意义建构中的主动性和主导性,消费者可以通过在社交平台等参与品牌互动或自创内容来解读甚至重构品牌的符号意义[14]。总而言之,物格化构成了品牌化的形式基础,品牌化的第一层内涵在于围绕产品建立一套兼具市场意义性与法律权利性的符号体系。
人格化指建立以人类价值观为隐喻来源的精神体系,聚焦于产品向品牌转变这一过程与社会文化之间的互构性。Aaker率先将人格心理学引入品牌研究,使品牌化中的符号意义构建在产品功能等物的属性之外,拥有了以人类个性为照应的切入视角[15],把品牌视作人由此成为品牌化研究的重要路线。沿此路线推进,Fournier突破了符号层面的类人属性,指出对营销计划和战术的执行促使品牌成为具有人类特质的关系主体[16];Holt则进一步引入消费者文化视角,阐释了品牌化实际上是打造嵌入社会生活的“公民的过程,核心在于成为能够表达身份和观念的文化主体[17]。可见,人格化是品牌化的高级阶段,强调与人类文化相呼应的精神层面隐喻。从来源上看,这套精神体系在宏观上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与历史、地域和民族等特征相关,在微观上则源于企业本身,受到企业经营理念、发展历程和价值取向等影响。从构成上看,这套精神体系以价值观为核心,具体可映射至人类价值观框架中的自我超越、自我保守、自我提升或乐于改变四大高阶维度的某一范畴,并通过立场表达和行为方式等得以外化显现[18]。近年来,网络传播环境的成熟在使观点多元化和频繁碰撞的同时,也促使价值观念的赋予与表达愈加成为品牌构建的重要维度。在西方,品牌激进主义(品牌在社会政治议题上主动表明立场)已成为学界广泛关注的概念;在中国,已有部分企业开始尝试推动品牌在特定价值观的指导下介入社会事务,深化与消费者及利益相关方形成的关系[19]。概言之,人格化是品牌化突破了物的范畴的本质转变,品牌化的第二层内涵在于建立以价值观为核心的精神体系。
综上,品牌化的内涵可拆解为物格化层面的符号体系建立与人格化层面的精神体系打造。需要说明的是,二者是递进关系而非并列关系,物格化是品牌化的必要条件,人格化则是品牌化更为成熟的进阶形态。上述基于品牌化经典理论及其演进的梳理与理解,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供了逻辑起点与概念框架:转变首先需要完成物格化层面的符号体系建立,进而向人格化层面的精神体系演进。这是全球品牌发展的整体演进规律,也为后续解析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具体情境提供了概念基础。
(二)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中国特色
物格化与人格化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供了基本阐释,而这一过程又有着自身独特的发展背景和社会基础。因此,我们还需要在品牌化的普遍规律上,对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根本前提、基本内容和参与主体有清晰的认知,结合中国本土实际加以理解。
首先,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根本前提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家制度和市场经济体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在西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下,品牌的建设和发展以资本无休止逐利为前提,目的在于加快资本流动和攫取财富,其物格化和人格化往往会陷入漂浮的能指并服务于消费主义,以期刺激消费者的欲望[20]。但在中国情境下,品牌化的发展环境与根本前提是社会主义,根本目的是实现、维护和发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一方面,中国品牌化内置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物格化和人格化的作用在于促进产品生产者和购买者的信息沟通,搭建供给端与需求端的桥梁,提升商品价值生产和实现的效率与质量。另一方面,中国品牌的建设与发展除了归属于物质文明建设之外,还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组成部分。正如“广告宣传也要讲导向”,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亦以社会主义为导向,其物格化层面的符号意义生产与建构和人格化层面的价值观塑造,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依归。尤其是在中国式现代化从“站起来”“富起来”迈向“强起来的阶段,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根本任务在于推动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其符号体系与精神体系建设皆离不开此根本命题。
其次,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基本内容根植于中国本土,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国家品牌建设存在一致性。在物格化层面,以中国产品为指称对象,中国品牌化过程中所建立的符号体系天然带有本土特征。盲目仿照国外品牌的名称或滥用外文符号的标识等“洋符化”都歪曲了符号体系与中国产品的关系,难以称其为真正的中国品牌化[21]。在人格化层面,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价值观念首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紧密相连。诚然,受到产品品类与目标市场等影响,建立与发展不同品牌所内蕴的价值观有着一定差异,难以用某个简单定义穷尽其全貌。但纵观现有关于价值观塑造作为中国品牌化内核的研究可以发现,中华传统文化皆为其必要组成。黄胜兵等最早以“仁、义、礼、智、信”为维度切入论证了中国品牌个性的传统文化属性[22];刘英为等同样指出中国品牌文化原型源自儒家伦理、乡土社会、天人合一等中华传统文化体系[23]。同时,这一转变过程内在蕴含的精神体系还与中国国家形象协同互构,是中国国家品牌的重要组成部分。国家品牌指国家通过主动与他国公众沟通互动,在他国公众心智上形成的对本国整体形象的价值认知和判断。“可信、可敬、可爱”是中国国家形象的基本指向,三者分别强调真实理性、人文情感和礼敬包容[24],在体现中国国家形象的多维层次和显著特色的同时,也成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价值逻辑。赵新利等就曾从国际传播的视角出发,指出诉诸产品功能与品质、情感与故事、与其他文化兼容并包等逻辑是中国品牌得以成长的关键[25];何佳讯等亦通过实证研究表明中国企业品牌与国家品牌共享一套价值观念,二者形成相互支撑的正向循环[18]。
最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参与主体具有多元特征,呈现多层级互动共生的生态特性。从价值链视角来看,参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主体可由品牌企业层、供应链层、利益相关者层和环境层进行分类,分别包括品牌拥有企业及其员工、供应商和分销商等上下游企业、投资机构和最终消费者等利益相关者以及政府和竞争者等外部影响者。从整体市场结构来看,不同主体之间并非简单的线性关联,而是形成彼此交织、动态联动的品牌建设网络。企业作为核心主体在产品之上生产符号体系与精神体系,消费者以实际消费选择和解码与再编码完成品牌符号体系与精神体系的确证或重构,政府则通过顶层战略、产业政策、媒体引导和资源把控等方式来影响中国品牌的物格化与人格化过程。还需指出的是,“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决定了中国品牌化的参与企业存在不同的所有制属性,包括国有企业和民营企业等;加之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数字技术的普及极大地降低了中国品牌化的准入门槛,进一步释放了中小型企业的品牌化活力,致使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在符号体系与精神体系的塑造和呈现上愈加多样。
至此,我们可以结合品牌化的普遍规律和中国特色,对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内涵进行总结。这一转变首先指向以物格化与人格化为两大层次的综合体系的生成;在中国情境下,物格化的符号体系和人格化的精神体系是以社会主义为前提而内嵌于中国式现代化之中,与国家品牌建设协同互构,并由多个主体共同参与。这意味着,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并不局限于单个企业的品牌化行为,它不只是市场竞争下企业自发的商业选择,更是顺应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契合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建设的系统性发展进程。
二、“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驱动力量
从品牌化的普遍规律来看,其以商品交换为载体,天然具备市场经济属性,物格化的符号体系与人格化的精神体系建设则内含文化与传播属性。围绕品牌化的多重属性,部分学者从细分视角切入,验证了经济增长、文化传承[26]和信息传播[27]等要素对品牌化的推动作用。结合中国情境,有学者提出中国品牌由市场与政府形塑而成,并提出生产力、消费力、传播力和创新力是中国品牌成长的四大动力[28]。如前所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既遵循品牌化的普遍规律,又具有中国特色。为此,综合已有研究成果,下文将从经济、政治、文化和传播四大维度出发,分析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驱动力量。其中,经济动力奠定基础,政治动力提供保障,文化动力深化价值,传播动力促进连接,四者协同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一)经济动力:供给优化与需求演变之间的多重互动
品牌是市场经济发展到高级阶段的产物,市场经济发展是品牌建设的根本动力。在中国情境下,经济动力主要指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与品牌建设的互动作用。伴随中国经济迈入新发展阶段,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经济动力源于以高质量发展为主线的供需结构调整。具体而言,供给端以产能与创新提供支撑、以国内外竞争变化提出要求,需求侧以消费能力提供可能、以消费升级形成牵引,二者共同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在供给端,产能优势与自主创新升级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创造条件,国内外竞争困境催生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需要。就条件而言,一是产能优势提供了物质基础。中国自2010年成为全球最大制造中心,已有220种工业品产量位居世界第一,手机、汽车和家电等消费品产量同样处于全球首位,庞大的制造规模和丰富的产品供给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奠定了坚实底座。二是自主创新升级提供了技术支撑。早期国内技术与市场处于后发追赶阶段,创新模式以“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为主。该模式有力推动了国内产业快速起步,但也使得部分市场主体停留在简单复刻层面,不少国产产品长期集中在价值链中低端环节。进入新发展阶段,自主创新被置于重要位置,中国创新从量的增长转向质的提升。在互联网、人工智能和新能源汽车等战略性新兴产业,中国企业逐步实现并跑乃至领跑,借由高技术产品凝结市场认同,具备打造具有技术与市场话语权的中国品牌的可能。以新能源汽车为例,自主品牌“问界”凭借自研智能系统和新能源动力技术,跻身2026BrandFinance“全球豪华汽车品牌”榜单前十,印证了技术创新突破对品牌建设的支撑作用[29]。就需要而言,国内外竞争逻辑的变化进一步催生了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紧迫性。在国际层面,传统贴牌出口模式已难以为继。随着国内生产要素成本持续上升,中国原有的低成本劳动力和土地红利等比较优势逐渐消失,中国企业难以再在国际竞争中依靠价格取胜。尤其是2008年金融危机后全球需求收缩,叠加贸易壁垒增多和产业回流,使“两头在外,大进大出”的产品出口模式更显乏力,亟须培育新的竞争优势。在国内,内卷式恶性竞争难以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中国本土企业长期以来依靠低端要素生产和劳动密集优势形成了低价博弈的惯性,在供给充裕和产品同质下出现了内卷式恶性竞争等乱象。长远来看,价格内卷会使企业锁定在产业链低附加值环节,压缩行业整体利润空间,难以支撑高质量发展。根据产业价值链理论,品牌凭借符号价值与精神价值处于附加值较高的一端,是突破低端锁定、实现价值链攀升的有效路径[30]。因此,无论是应对国际竞争态势的改变,还是破解国内内卷式困局,都对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出了现实要求。
在需求端,消费能力提升使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具备可能,消费结构升级形成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牵引。就消费能力而言,2001—2014年,中国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增长维持在10%以上,此后虽增速放缓但仍保持上升态势,见图1。这表明,中国居民已具备为品牌支付溢价的购买力。就消费升级而言,自2013年起,中国居民的发展型消费所占家庭支出比例就连续保持在10%以上,消费结构向高档耐用品和高端商品等更高层次升级转型[31]。然而,本土品牌在高端领域发展尚不充分。2025年,埃森哲针对中国消费者的调查显示,仅有28%的一线城市消费者在3C数码品类上会优先选择国产品牌[32];贝恩围绕中国奢侈品市场的调研则表明,国际品牌在存在较高工艺和技术门槛的奢侈品品类中仍占据主导地位[33]。当缺乏本土品牌提供与高端化消费需求相匹配的精神价值与社会认同时,庞大的内需便容易转化为对国际品牌的购买,消费升级所带来的高端购买力亦将外流。由此,有效承接内需升级、防止需求外溢,迫切需要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二)政治动力:战略部署与政策法规的系统保障
既有有效市场,又有有为政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34];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前提,中国品牌的成长既受到市场经济发展的驱动,也离不开政府力量的作用。具体来说,政治动力指各类国家权力机构与品牌建设相关的权责履行,源于其对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引导、扶持与规范作用,涵盖战略、政策和法律法规三大层面。
一是战略层面的引领力。依托国家战略层面的高度重视与系统部署,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获得了自上而下的方向引领与发展动能。自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三个转变”后,国务院办公厅印发了《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发挥品牌引领作用推动供需结构升级的意见》,从国家层面明确了品牌在供需结构升级中的引领作用,并提出品牌基础建设、供给结构升级和需求结构升级三大工程及相应保障措施,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供了清晰的方向指引。2022年,国家发改委等部门进一步印发《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从培育产业和区域品牌、支持企业实施品牌战略、扩大品牌影响力、夯实品牌建设基础和提供组织保障等五大方面作出全面部署,细化了新时代中国品牌建设的任务方向与落实路径。
二是政策层面的支持力。在国家战略的系统部署下,各中央部门和各级政府相继出台配套政策,覆盖资金补助与激励、标准体系搭建和自主品牌推广等多个方面,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供实质支持。在资金支持方面,中央政府陆续围绕消费新业态、新模式、新场景设立试点,依托财政补助支持品牌首店、老牌新品和国货潮品等发展;部分地方政府针对质量提升和品牌价值设置资金奖励,激励地方企业提升质量水平、加强品牌建设。在标准体系搭建方面,多项与品牌相关的国家标准相继出台,涵盖品牌价值评价、品牌管理要求及品牌培育指南等内容,推动各方构建统一的沟通与管理框架,提升品牌建设效率。在自主品牌推广方面,2017年国务院批准设立“中国品牌日”,搭建起展示自主品牌发展成果和对接国内外市场的公共平台,广泛凝聚品牌发展的社会共识;农业农村部自2022年起启动实施“农业品牌精品培育计划”,着力建设优质农产品品牌;工业和信息化部自2023年起持续开展“质量提升与品牌建设”典型案例评选,树立“中国制造”的品牌标杆。各部门按领域、分行业打造示范样板,既为市场主体开展品牌建设提供正向激励,也能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落地提供经验指引。
三是法律法规层面的监管力。在战略引领与政策支持之外,商标保护、消费者权益、市场竞争秩序与广告传播等领域的法律法规体系持续完善,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供保障。就品牌自身建设而言,消费者权益与商标保护的相关法律法规有助于夯实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产品基础及其符号体系建设。《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及其实施条例要求经营者真实全面地提供商品和服务信息,在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促使企业以提升产品和服务质量来夯实品牌转变基础;《中华人民共和国商标法(2026年修订)》通过强调驰名商标保护、禁止恶意注册等,保护品牌的标识与名称等相关权益,推动品牌符号体系建设。就品牌外部竞争而言,市场竞争与营销传播的相关法律法规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创设了有序环境。《中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修订)》明确强调经营者应“公平参与市场竞争”,市场监管部门据此重点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企业从低水平价格战转向以技术创新、品质提升和品牌建设为核心的良性竞争;《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适用问题执法指南(一)》等则通过细化商业广告界定标准,打击虚假夸大宣传,推动企业传播行为从短期流量博弈回归长期品牌价值塑造。
(三)文化动力:文化自信与软实力提升的双轮驱动
品牌是一国文化的关键组成,文化是品牌精神体系的重要来源,这种双向关系促成了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过程中的文化动力。具体而言,文化动力指中国文化在继承和发展过程中与品牌建设的双向互动,既源于品牌凭借文化继承与发展所能获得的认同,又来自品牌作为载体对文化继承与发展的反哺。在迈向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进程中,中国文化的继承与发展涉及国内民众认同与国际民众认同两个维度,前者表现为文化自信的提升,后者体现在文化软实力的提升[35],二者均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创造了条件,又需要这一转变来承载与支撑。
在国内,文化自信提升既直接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又需要以这一转变作为承载。一方面,文化自信提升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注入动力。高文珺从文化认同与文化发展信心角度对中国居民文化自信水平的调查表明,我国居民文化认同均值达4.20,文化发展信心均值为4.17(采用5点计分法)[36]。可以说,文化自信已成为社会整体的普遍心理状态。在此背景下,将中国文化元素、风格和理念等融入日常生活的热潮即“国潮”兴起[37]。中国消费者,尤其是以Z世代为核心的新生代消费群体,受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认同感驱使,不仅关注产品的使用价值,更聚焦产品的审美表达、符号意义与价值内涵,倾向通过选择国潮品牌以满足身份展现与个性表达等需求[38]。为顺应国民的文化自信趋势,中国部分企业逐渐主动将中国文化元素和价值内核融入产品设计与品牌叙事当中,搭建起具备本土特色的文化符号体系,赋予国产商品以文化精神价值。典型如李宁以“悟道”为主题,依托中国文化元素推出系列产品并借助国际时装周实现潮流化表达,同时讲述“路虽弥,不行不至”等本土故事,成功打造具有中国特色的符号体系与精神体系,推动了品牌的转型与成长。另一方面,在文化自信与国潮崛起的整体向好趋势之下所存在的阶段性发展困境也要求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根据艺恩咨询的社交媒体监测数据,2023—2024年间,“国潮”相关内容出现了口碑下滑与认可度回落等问题[39],暴露出当前多数本土企业简单堆砌中国元素、缺乏精神内核挖掘的短板。在全民文化自信不断提升的长期趋势下,中国产品需构建完整的符号体系并向精神体系进阶,通过这种转变满足消费者需求,才能承载与回应日益成熟的文化自信,实现可持续发展。
在国际竞争中,文化软实力提升既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创造契机,又要求以这一转变作为支撑。一方面,文化软实力提升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供可能。英国咨询机构品牌金融(BrandFinance)2026年公布的国家软实力排名中,中国已然位列第二,仅次于美国[40]。根据来源国效应理论,海外消费者对来源国的文化认同会转化为对该国品牌的初步兴趣与探索意愿[41]。循此逻辑,伴随文化软实力的持续上升,海外消费者对中国品牌的接纳程度将有所提高,也就为中国产品摆脱廉价标签、建立符号体系与精神体系的高附加值品牌创造了积极的外部条件。另一方面,文化软实力提升也要求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以打造文化传播与国家形象建构的载体。中国品牌承载着中国国家观念和中华传统文化,在全球市场竞争中可以持续传递中国价值、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进而提升国家整体品牌形象。与官方话语相比,品牌传播嵌入日常生活,更具渗透性和持续性,有利于塑造可信、可敬、可爱的中国国家形象,反过来增强文化软实力[24]。在这个意义上,新时代国家形象建构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战略需要,正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使之服务于对外开放与文化传播的总体布局。
(四)传播动力:环境变革下机遇与挑战的双向塑造
无论是物格化的符号体系,还是人格化的精神体系,都涉及品牌所有者与消费者之间的连接,驱动这种连接得以实现的关键力量在于传播[28]。具体而言,传播资源的丰裕、传播技术进化与传播服务专业化构成品牌建设的助力,数智化传播环境的注意力稀释与平台权力失衡等挑战则形成倒逼品牌转型的压力,二者共同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顺应当前的传播潮流与趋势,传播资源、技术和服务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供助力。其一,营销传播相关行业的量质齐升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奠定了资源基础。2025年,中国广告产业的收入规模突破两万亿元,互联网广告业务收入所占比重达66.2%[42]。庞大的产业规模与优化的产业结构映射出传播资源的充足和丰富,意味着中国企业有条件构建虚实融合的品牌信息空间,能够在全国乃至全球范围内进行广泛的意义构建与价值传递。其二,传播技术的数智进化重构了企业与消费者的连接方式,使建立完整符号体系与深层精神体系成为可能。传统营销受限于媒介形态的单一性,只能实现“广而告之”的触达,难以建立与消费者的深度联结。而随着AIGC等智能技术渗透至营销传播的各个环节,企业获得了更强的洞察力、创意力、触达力和效果力,在实现供需匹配的工具、策略、形式与效率上皆有着新的突破,拓展了品牌有效建立符号体系与精神体系的可能[43]。其三,营销传播服务机构的精细化与专业化,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构建了可持续的生态支撑。品牌建设不仅需要技术能力,更需要系统的方法论与稳定的行业规范。中国商务广告协会数字营销专业委员会与秒针营销科学院等机构于2025年联合编制发布的中国数字营销生态图谱显示[44],数字营销行业已经形成服务和管理、数据和工具、触点和内容三大板块相互协同的完整产业体系,上千家服务商分布在内容营销、社交传播、出海服务与AI营销等众多细分赛道,覆盖前期的数据洞察和策略制定、中期的创意生产和媒介投放,再到后期的效果监测和用户运营等品牌建设全链路需求。这一庞大且分工精细的生态,打破了过去营销服务粗放单一的局限,不同类型的机构各司其职、协同联动,能够为不同行业、不同发展阶段的企业提供专业化外部赋能。在服务与管理板块,各类代理服务商、数字营销服务商和程序化服务机构,既可以为成熟企业提供出海营销策划乃至全球化品牌建设方案,也能够为初创企业提供从品牌定位、视觉体系搭建到营销活动落地的综合服务。数据和工具板块则形成了多维数据体系、AI营销技术与数据分析工具矩阵,有助于品牌沉淀用户资产并量化传播效果,实现营销决策由经验驱动转向数据驱动。而触点和内容板块囊括社交、电商、搜索、短视频等多种传播触点,支撑品牌在多元媒介场景下持续输出符合自身价值主张的内容,持续培育消费者的品牌认知与情感认同。与此同时,行业协会也在其中发挥着协同与规范作用。如中国商务广告协会就先后成立了品牌发展战略工作委员会和AI营销应用工作委员会等机构,推动数智技术的产业化应用,促进多方有机联动,沉淀符合中国语境且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品牌方法体系。综合而言,丰富的传播资源为品牌建设提供场域,数智化传播技术通过激活各类传播资源以实现品牌与消费者的深度交互,专业化营销服务生态将品牌战略转化为可落地的长期运营方案,三者相辅相成,促使越来越多中国企业得以跳出“产品代工”的定位,立足本土文化内核,面向国内乃至全球市场构建独特的品牌符号与精神体系。
迎接当前的传播挑战与困境,现有传播环境的注意力稀缺与平台依附问题倒逼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其一,无限信息与无限连接所带来的注意力稀缺问题要求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以达成企业与消费者的有效沟通。互联网强大的连接性在推动商流、信息流、资金流融为一体的同时,也催生消费者的碎片化浏览、低记忆留存和弱情感投入等行为特征,企业的营销信息极易淹没在海量内容当中,难以实现真正的有效触达。尤其是2012年后,中国互联网发展逐步从流量扩张转向存量深耕,企业仅凭产品促销以试图获得消费者注意更显乏力。由此,依托符号体系与精神体系、消费者建立深层情感联结、开展长期关系经营,成为企业在注意力稀缺时代与消费者进行有效沟通的重要方式。以直播营销为例,据网经社电子商务研究中心数据,2025年,品牌自播在直播电商GMV中的占比已超过40%[45]。这在一定程度上表明,品牌化运营正逐步取代单纯的流量采买与产品促销,成为存量竞争时代企业实现增长的内生需求。其二,互联网平台泛在化所带来的权力失衡问题需要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以破解企业依附困境。2012年前后,中国互联网平台迎来爆发式增长并逐步广泛用于社会生活。互联网平台将信息流动体系与企业和消费者互动串联起来,却也因掌握着技术架构、标准制定和规则设置等权力,致使企业与平台构成了非对称的依赖关系。这种不平衡的依附性在存量时代会将平台低价竞争策略传导至企业,迫使企业不断降低价格以换取商品的曝光和转化。若企业仅聚焦产品,缺乏差异化竞争优势和消费者认知积累,便只能被动遵从平台规则与低价导向的算法机制。相较之下,凭借品牌建设所积累的消费者意义认同和价值共鸣,企业可以打破对基于产品价格的信息传递机制的依赖,进而仅将互联网平台作为连接方式之一而非唯一中介,实现权力的再平衡[46]。概言之,数字化传播重构了企业与消费者的互动逻辑,衍生出注意力稀释与平台权力失衡两大矛盾,而化解两大矛盾的现实需求构成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驱动力量。
三、“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实现路径
2022年,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发布的《国家发展改革委等部门关于新时代推进品牌建设的指导意见》明确提出,到2035年,中国品牌综合实力需进入品牌强国前列[47],指明了新时代的品牌发展要求,也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实现提供了指引。所谓综合实力,对于国家而言,是“一国生存与发展所拥有的全部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总和”[48]。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在物格化与人格化两个层次上内含物质要素与精神要素,其实现也包含硬实力与软实力两个面向。而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多重属性及其所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复杂格局表明,这一过程还需以系统思维与大时间观加以统领。由此,以系统协同与长期推进为基本方向,以硬实力与软实力为两大支撑,共同构成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完整路径。
(一)基本方向:系统协同,长期推进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一个涉及多主体与多层次的过程,具有高度复杂性。依据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系统观,复杂事物的演进需置于整体关联中加以考察。同时,转变作为一种客观过程,本身就是一种时间形式,要求持续积累与长远布局的统一。因此,推动这一转变需将系统协同与长期推进相结合,既依托全局统筹多元主体的差异优势,又遵循时间规律实现阶段演进与长期发展。
1.统筹多元主体,构建分类协同的发展体系
如前所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参与主体涵盖品牌企业层、供应链层、利益相关者层和环境层,其中企业作为核心主体又因所有制属性不同而呈现多元特征。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提出的“促进各种所有制经济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进一步表明在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过程中需充分发挥不同所有制经济的差异优势,构建层次分明、功能互补的发展体系。
首先,国有企业兼具经济与社会双重属性,应主动将自身品牌建设与国家战略、社会责任深度融合,彰显企业乃至国家的公信力与责任担当。以2025年跻身BrandFinance全球品牌价值榜单前十的国家电网为例,其以“可靠可信赖”为核心理念明确品牌定位,围绕绿色发展、乡村振兴、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推进项目建设与品牌传播,成功塑造出兼具责任担当与民生温度的中央企业品牌形象。
其次,大型民营企业则在机制灵活性和市场运作能力方面具有优势,应探索从产品到品牌的可行模式,并通过产业链协同带动上下游企业共同升级。例如,依托在制造环节积累的竞争优势,比亚迪向价值链上游研发设计和下游品牌营销不断延伸,在供应链整合与服务化转型中逐步实现品牌高端化;与此同时,吉利汽车和长城汽车在比亚迪的经验基础上发展出各具特色的自有品牌路径,进而推动整个汽车产业向品牌化、高端化方向转型。
最后,中小型民营企业虽受资源条件限制,但一方面可纵向深耕细分市场,在垂直品类中率先完成人格化的符号确立;另一方面可横向依托区域产业集聚效应,将分散的产品制造能力转化为集群品牌竞争力,弥补个体投入的不足。以跨境电商为例,浙江省与广东省的部分中小型外贸企业先通过聚焦特定品类成长为领域内拥有较强市场认知的品牌,继而依托产业集群共享物流、设计和金融等配套服务,聚合成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集群品牌。
2.遵循时间规律,实现纵向演进与横向支撑
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我们对时间的理解,不是以十年、百年为计,而是以百年、千年为计。”[49]这一大时间观既关乎国家发展与文明进程的深远布局,也指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需秉持长期主义理念,有以百年、千年为计的耐心与定力。在此富有创见性的时间观指导下,我国政府已基本围绕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形成了一套兼具中长期目标的政策体系;聚焦到企业层面,则需沿着分阶段能力升级的纵向主线展开,并以内部体制机制为横向支撑,实现长期且可持续的发展。
纵向上看,企业应遵循产品生命周期规律,结合自身发展阶段,循序渐进地实现从产品到品牌的系统升级。发展初期,企业的核心任务是将产品转化为顾客价值,应集中有限资源确保产品质量稳定与功能可靠,可构建基础的产品识别体系。进入成长期,产品已获市场认可,核心任务转向规模扩张与竞争区隔。企业应在持续优化产品的基础上,有意识地向市场传递稳定一致的品牌信息,推动品牌从标识逐步转变为消费者的信任符号。到了成熟期,市场格局趋于稳定,企业的核心任务进一步转向提升溢价能力和消费者忠诚。此时,企业应在功能与信任的基础上,主动注入情感与文化等价值内涵,使品牌成为价值主体,达成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高级形态。
横向上看,企业需建立支撑长期品牌建设的体制机制。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具有投资周期长、短期财务回报不明显等特点,尤其是上市公司,易因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导致管理者追求短期个人利益而忽视品牌长期建设[50]。对此,企业应在顶层设计层面将品牌发展纳入长期战略,使管理者利益与品牌长期价值深度绑定;在具体执行层面,通过专业化运营沉淀品牌资产,包括组建专业品牌运营团队与培育长期主义企业文化等,提升品牌投入的有效转化。国务院国资委2024年公布的“中央企业品牌引领行动首批优秀成果”中,国家电网、中国石化、中粮集团与中国中车已形成可借鉴的治理与运营范式,见表1。这些实践表明,明确的治理架构与专业化运营体系是保障品牌持续发展的关键支撑。

(二)强化硬实力:质量为本,技术为要
物格化源于物的属性表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依托产品的升级,而非脱离产品的空谈。前文对经济动力的分析表明,从现实语境看,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已因产能积累而具备一定的物质基础,又需回应低端锁定等挑战。对于如何充分利用现有条件、回应现存挑战,从硬实力看,关键在于产品质量和技术创新[51]。产品质量水平和技术创新能力决定了产业升级的潜力,影响着品牌对供需结构调整的引领作用。为此,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需以质量与技术为两大切入口,强化硬实力支撑,夯实符号体系与精神体系的基础。
1.以质量夯实根基:立足供给端与需求端双向发力
依托强大的生产能力与庞大的制造基础,当前国内在质量基础建设上已取得一定成效,但在产品优质供给和需求匹配上仍存在明显短板,难以释放现有的产能优势和培育新的竞争优势,不足以支撑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因此,应从供给端的质量能力提升和需求端的反馈牵引上双向发力,以强化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物质根基。
一是在供给端推动全价值链的质量提升。对企业而言,应构建全流程的数智化质量管理体系。伴随工业4.0时代的到来,数字技术深度渗透研发、生产、供应与销售各个环节。充分运用大数据和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企业可以从单一环节质量控制转向全域、全要素、全链条的质量优化[52],进而提高产品质量的稳定性和可靠性,持续促进品牌价值提升。如吉利汽车就依托横向全产业链数据互通底座与纵向场景化数据智能应用得以实时监测和把控产品质量,为品牌价值打下坚实基础。对政府而言,应聚焦企业发展痛点与产业底层短板,搭建全方位质量提升公共保障体系。由于质量基础设施带有公共性,产业基础攻关投入大,企业品质升级普遍存在融资约束,单靠市场主体难以独立完成系统性提质改造,还需依托政府统筹施策补齐发展短板。具体来说,一方面应实施产业基础质量提升工程,围绕基础材料、核心零部件、高端工艺开展专项攻关;另一方面应完善质量基础设施体系,提供计量、标准、合格评定一体化服务,并通过质量融资增信等政策手段,缓解企业品质改造、品牌培育的资金约束,推动全产业链从达标合格向优质精品升级。
二是在需求端强化市场的反馈牵引作用。依托互联网、大数据与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企业能够识别、定位和满足市场的质量需求,为产品质量提升提供正确方向。在识别层面,自然语言处理与语义聚类等技术能够从海量数据中快速提炼市场对产品质量的具体诉求与改进方向,帮助企业锁定质量优化重点;在定位层面,借助大数据、净推荐值和故障反馈率等量化指标,企业可以了解目标市场的质量偏好,对质量需求进行优先级排序和资源分配;在实现层面,物联网与工业互联网平台将市场反馈实时传导至研发与生产端,结合智能工厂的自动化产线与数字化系统,有助于实现生产与消费的数据闭环,实现产品质量的供需匹配、有效升级。因此,可以充分发挥市场需求的牵引作用,推动大质量体系构建,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供坚实支撑。
2.以技术突破上限:企业主体作用与产业弯道超车
如果说质量决定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下限,那么技术创新则影响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上限。一方面,从模仿式创新到自主创新的升级,推动中国在部分战略性新兴产业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已有部分中国品牌凭此实现从跟跑到领跑。另一方面,以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为目标,当下中国在技术创新上仍存在诸多短板与不足,企业作为科技创新和品牌化的核心,充分发挥其主体作用显得尤为重要。因此,应进一步强化企业在技术创新中的主体地位,并紧抓产业变革机遇,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筑牢持续性和领先性支撑。
其一,从技术创新的决策、投入、组织到转化全面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曾指出,要推动企业成为技术创新决策、研发投入、科技组织和成果转化的主体[53]。据此,在创新决策层面,应破除过往行政主导创新规划的路径依赖,由企业自主选择创新项目,发挥产业需求的导向作用。在创新投入层面,应持续巩固企业在资金与研发人力投入中的主导地位,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和财税激励政策拓宽企业创新融资渠道。在创新组织层面,应鼓励领军企业牵头组建创新联合体,搭建产学研用协同网络,构建共生演进的创新生态系统。在成果转化层面,应完善市场化科技成果交易与收益分配机制,打通从技术研发到品牌产品量产的全链条通道。从上述四个层面发力,将有助于充分激发企业创新活力,催生更多具有首创性与开拓性的创新成果,进而推动中国产品突破全球价值链中低端锁定,建立高端品牌认知。
其二,从大数据、云计算、人工智能等新兴领域把握产业变革窗口。历史经验表明,每一次重大技术变革都会打破既有竞争格局。第二次工业革命中,德国依托技术创新成为欧洲首强;第三次工业革命中,美国凭借计算机技术创新优势成为世界第一强国。以BrandFinance的全球品牌价值500强榜单的演进为观照,中国部分企业已借助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契机实现从品牌追赶到并行的转变。2022年,抖音(TikTok/Douyin)首次入榜即位列第18名,品牌估值589亿美元[54]。当前,以大数据、云计算与人工智能为核心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正在展开,中国应把握技术变革窗口期进一步实现品牌领跑。一是强化人工智能底层算法、算力和数据基础设施的自主攻坚,避免关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二是加速人工智能在制造、消费、金融和医疗等垂直领域的深度融合,以应用场景驱动技术迭代,以数据规模反哺模型优化。三是依托全国统一大市场降低跨区域交易成本,推动人工智能技术的高效扩散和规模化应用。由此,培育一批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级品牌和产业集群,推动中国品牌在全球价值链中实现从追赶者向领跑者的跨越。
(四)深化软实力:文化立根,传播致远
软实力意指区别于经济、科技与军事等物质力量的精神性力量[55]。自“文化软实力”首次被写入党的十七大报告中以来,文化作为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已是共识;而随着信息化时代的到来,传播也被纳入软实力的考量范畴。前文分析表明,依托文化与传播两大动力,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已具备了一定的软实力基础。而面对文化自信和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时代要求与传播环境变革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仍需在这两个维度上进一步深化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软实力建构。
1.以文化厚植内核:植于本源之内,生于创造创新
“中华文化既坚守本根又与时俱进”[56],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离不开继承性与发展性的统一。这也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提供了回应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遵循。
在继承性层面,中国品牌应扎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企业自身文化。其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价值理念融入品牌理念。从内涵上看,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基本内容本就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一致性。在文化自信与文化软实力日益提升的背景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价值理念在国内外市场皆为建立和发展中国品牌的有效之道,是中国品牌区别于西方品牌的差异优势。由此,中国品牌可将“和合”“仁爱”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理想追求作为自身价值主张。“一带一路”背景下,华为、美的与云南白药等企业就分别通过“信用”“和睦”等塑造品牌价值观,创造了独特的品牌资产[57]。其二,从企业长期实践中提炼品牌精神内核。企业作为有机整体,其发展轨迹、战略选择与价值导向在持续演进中能够逐步沉淀为文化基因,为消费者提供稳定可辨的意义框架。为此,企业应系统梳理自身发展历程,以自身独有经验构建不同于其他品牌的精神内核。尤其是我国的众多老字号企业,历经百年经营积累了深厚的商道传统与精神资本,更需深入挖掘以激活品牌文化生命力。
在发展性层面,中国品牌应对中国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一是处理好“新”与“旧”的关系,即推动传统与当代的融合。中华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多样的地域文化、乡土文化、少数民族文化与文艺经典为品牌提供了取之不尽的资源。企业可将传统文化资源与现代语境结合,将其转化为符号载体、呈现形式与叙事模型,打造具有文化辨识度的品牌。例如,美妆品牌“谷雨”以传统时节为名,在产品包装中融入宋代美学,在营销传播中贯穿顺应自然等理念,凭借东方意蕴在化妆品红海市场成功构建了差异化优势。二是处理好“内”与“外”的关系,即实现本土与全球的对话。“全球在地化”理论表明,本土与全球的对话需在具体的地方情境中展开[58]。参照西方品牌全球化的历史经验,全球在地化可分解为视觉、语言和价值观三个层次递进[59];中国既有实践亦表明,从符号到语言再到情感与价值观的融入,是实现全球在地化的有效路径[60]。为此,可遵循从表及里的渐进策略建立和发展国际化的中国品牌。在视觉层面,嵌入目标市场的文化符号,淡化他者身份,形成文化亲和力;在语言层面,借用在地表达习惯,提升传播效率;在价值观层面,寻求东西方观念的共通与兼容,以实现真正有效的本土与全球对话。
2.以传播放大价值:精于数智技术,成于故事世界
数字技术影响下的传播环境变革,既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提供了助力,也为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带来了挑战。本质而言,数智化传播环境下的信息沟通与主体互动方式呈现出数据化、平台化、智能化三大特征[61]。实现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一方面要充分把握这三大特征,抓住数智化传播带来的机遇;另一方面则需主动构建意义网络,应对数智化传播衍生的深层问题。
一是立足三大特征,把握数智传播机遇。其一,将数据沉淀为资产,推动全域整合。大数据是企业数智化营销传播的起点。当前,大数据采集技术已被广泛应用,融合、挖掘和运用全域数据已成现实[62]。为此,企业可打通内外部数据壁垒,将数据作为自有品牌资产进行管理与运营。例如,体育品牌安踏就搭建了覆盖供给、生产到零售的数据库,将数据从辅助生产的工具提升为支撑品牌价值积累的核心资产。其二,将平台转为阵地,摆脱单一依赖。尽管大型互联网平台具有垄断性优势,但企业与平台并非雇佣关系,仍具备自主决策空间与行动能动性。因此,企业应主动构建覆盖自有渠道、线下场景与社群等多触点传播网络,使品牌价值传递不依赖于任何单一平台的流量分配。同时,政府应完善法律法规、强化反不正当竞争监管,避免平台通过不合理规则削弱企业品牌建设的动力与能力。2026年,北京市市场监督管理局等部门对12家平台企业进行约谈与整治,就以外部治理维护企业自主经营权,为品牌建设留出空间[63]。其三,将智能融入全链路,提高传播质效。人工智能技术已渗透至营销传播的全链路,为品牌与消费者建立有效连接提供了新的可能。在洞察环节,多模态数据与智能推理等技术有助于捕捉用户的显性与隐性需求;在创意环节,生成式AI能够辅助完成个性化内容生产,适配多元场景与个体偏好;在触达环节,算法可实现需求的精准匹配与实时响应,构建高效触达路径;在效果环节,智能系统可建立全链路闭环反馈机制,为持续优化提供依据[64]。因此,可以通过系统化技术应用,借数智化传播之优势推动品牌建立。
二是构建意义网络,应对深层传播挑战。数据资产、平台阵地与智能注入,更多解决的是效率与触达问题;而要应对前述注意力稀缺等问题,企业还需构建一个具有统合性、可延展性与共建性的品牌故事世界。“品牌故事世界”是一个具有统合性、可延展性和共建性的意义系统。统合性在于不同渠道和不同形式的传播内容均可纳入统一的意义框架,可延展性在于每个具体内容和每次沟通互动均可成为品牌故事世界的入口,共建性则指的是这一故事世界并非品牌的单方面灌输,而是在与消费者的持续互动中共同填充与演化[65]。这就要求企业首先在顶层架构上需以明确的品牌理念与价值观作为叙事核心,并在此理念的统摄下组织与生产传播内容。在具体策略上,一方面要依据不同媒介特性赋予其合适的叙事功能,如短视频承担情感触发、主流媒体承担深度阐释等,另一方面要保证每个独立的内容单元都具备与品牌理念密切相关的故事主题,将零散的消费者触点构建为完整的意义网络。以家电品牌海尔为例,在大众媒体时代,其就通过“砸冰箱”事件诠释了“真诚到永远”的核心价值观;进入新媒体时代,通过人格化表达、话题互动等多元化传播策略在碎片化环境中延续与延展这一精神内核,构成了一个形态多样但意义贯通的品牌故事世界,实现了品牌的可持续发展。
四、结语
“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是新时代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命题。然而,既有研究或将其简化为政策背景,或将其等同于营销策略,鲜有从学理层面系统回应“转变究竟意味着什么”这一根本问题。为了弥补这一缺憾,笔者构建了涵盖理论溯源与实践指向的系统性分析框架,力图廓清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科学内涵、驱动力量与实现路径。
需要注意的是,品牌是一个舶来概念,相关理论多形成于西方经验。但随着中国品牌实践的丰富,简单套用西方原生理论难以阐明其独特性。因此,本文对于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的阐释,在汲取了品牌既有理论的同时,亦着力将其置于符合中国特色的理论资源与发展语境中加以审视。在内涵层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根本前提,决定了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既有别于西方资本主义以逐利为目的的符号消费逻辑,也不局限于某一企业的经营范畴,而与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和国家现代化建设紧密相连,最终要实现的是企业商业价值、社会公共价值与国家发展价值的有机统一。在动力层面,高质量发展下的供需结构调整、有为政府的指引与保障、文化自信与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和数智化传播环境变革等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转型,构成了理解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何以可能与何以必要的现实逻辑。在路径层面,在系统观、大时间观与文化观等观念的指导下,推动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需要不同所有制企业协同发展和长期投入,坚持以质量为根基和以技术为突破的硬实力建设回应中国经济从规模优势向高质量发展跃升的现实要求,并以文化为内核和以传播为纽带的软实力建设实现从品牌大国迈向品牌强国的发展目标。
当前,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的转变仍处于进行时阶段。从宏观框架到微观机制、从理论建构到经验检验,对这一转变的认识尚有待深化。这不仅是观察中国企业发展与产业升级的一个重要切口,更可能成为理解中国式现代化的一个理论窗口。
参考文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