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研成果推荐丨《反思数字童工：基于短视频平台儿童影像再生产的批判性研究》

问题一：首先想请您谈谈，您写作《反思数字童工：基于短视频平台儿童影像再生产的批判性研究》这篇文章的研究缘起是什么？是怎样的契机，引发您关注短视频平台中的儿童影像问题？

——这篇文章的思考起点在于平日使用社交媒体平台时对相关现象的观察。儿童短视频一直是视频平台的热门传播内容，催生出儿童网红、带娃综艺、童模等网络现象，同时也引发了一系列社会争议事件，尤其是带来了对于未成年人保护及社会伦理的社会化关注。争议的背后，表现出公众对这一现象的审视和反思，这些讨论的声音共同表达着对儿童群体的关怀，从传媒研究的角度而言，这又是一个与传播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多元学科有高度交叉的研究领域，值得深入思考，于是我们尝试从相关的理论视角来提炼这一议题的价值。

问题二：您在文中使用了“数字童工”这一概念，而不是大家更熟悉的“儿童网红”或“儿童博主”。为什么“数字童工”更能揭示这一现象的本质？这一概念您最希望强调的是什么？

——区别于“儿童网红”与“儿童博主”，“数字童工”更能体现出儿童群体在“劳动”这一语境中的生产性主体地位。之所以使用这一概念，是由于儿童影像的生产逐渐超越了记录日常的家庭生活范畴，成为一种创造商业利益的社会劳动，而这一过程中，儿童的劳动具有一定遮蔽性，容易被亲缘关系或萌娃人设等表象因素掩盖，需要进行深入剖析。同时，使用“数字童工”这个概念可以更加凸显儿童在成人主导、支配的世界中有着不可忽视的主体地位和劳动价值。

问题三：在研究框架上，您没有只停留在“生产”或“消费”层面，而是引入了“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完整分析链条。您为什么会采用这样一种分析框架？它相较于以往关于儿童媒介劳动问题的研究，最大的创新点在哪里？

——既有的分析视角往往将儿童媒介劳动简单归因于成年人的压制（例如家长支配、网络围观等），然而儿童在数字劳动中的困境不能被片面地理解为群体的二元对立，需要深入关注结构化的客观因素。引入“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完整分析链条不仅能够弥补既往研究的不足，同时也表达了本研究将儿童影像视作数字商品、在再生产过程中实现自身价值的解读视角，能够进一步与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形成互动并进行新的阐发。

问题四：文章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判断，就是在儿童影像生产过程中，家庭化协作往往会遮蔽儿童意愿，并使亲缘关系掩盖实际存在的劳动关系。您如何理解这种“家庭化生产”的复杂性？它为什么特别值得警惕？

——家庭化生产是家庭生活与社会劳动时空同构的结果。这种稳定的劳动同盟一方面有利于抵抗数字劳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降低劳动的成本和流动性，另一方面也导致儿童在亲缘关系的“天然合理化”中被视作家长的附属，导致人们容易忽视儿童在这种劳动中的核心主体地位和劳动价值的创造，进而导致分配不公、成长生态重塑等难以被觉察的劳动困境。这种思考提醒我们需要对某些看似合理的既有现象保持反思和批判，也许正是平凡的日常生活现象蕴含着深刻的结构性问题。

问题五：您把短视频平台界定为“资本代理人”，并指出平台通过算法、流量和数据规则掌握了分配与交换的主导权。在您看来，平台在儿童影像再生产过程中最关键的权力究竟体现在哪里？

——平台的关键权力在于，它构建了一套家庭劳动同盟不得不遵从的“信息传递系统”。当儿童影像成为一种创造商业利益的数字商品，意味着它不再是单纯的生活分享和“晒娃”载体，而是必须通过选题、叙事和拍摄环节的精心设计，追求在分配与交换中成功赚取利润，才能够实现“惊险一跃”、完成再生产的闭环。这也回应了前面我们聊到的问题，儿童在数字劳动中面临的困境不存在于主体的对立矛盾，而是根植于结构化的权力失衡，本文引入的“生产—分配—交换—消费”的完整分析链条就是为尝试解读这种结构化权力失衡的理论根源。

问题六：在文章最后，您谈到了儿童成长生态被重塑的问题。您认为，与儿童影像商业化传播相伴而生的最大风险是什么？如果从现实层面出发，未来最需要被重视的是平台治理、家庭责任，还是儿童主体权利的重新确认？

——儿童群体是社会未来发展的新生力量，作为尚未形成稳定价值观的一代，其心智需要得到恰当的保护与引导。当成长生态受到强烈冲击乃至被重塑，在这种环境中成长的新一代儿童将会使我们的社会如何发展？这是值得深思的问题。我们首先应当从批判与反思出发，正视儿童媒介劳动的主体地位和劳动价值，并且系统地认识其面临的劳动困境，在此基础上才能进一步去探讨复杂现实层面的权责问题。最后，从本文讨论的议题引申来看，我们也需要关注：当数字劳动越来越成为社会生产的重要场域，是否还存在同样被忽视的劳动主体与劳动困境。